2024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京报读书·人文版”刊发王立群先生给纪录片《大运千年》同名书撰写的序言，除原文有删减外，先生文章原来标题《运河的历史，从未远去》被京报小编改为《运河千年，举足轻重》。现全文转发北京日报所刊登内容，以飨读者。

司马迁《河渠书》歌唱华夏文明

司马迁青春的脚步走遍了他那个时代所能够抵达的地方。一次次跋涉、穿越，奔腾在大地上的河渠不可能不进入他雄阔的视野。这是伟大河渠与伟大历史学家的第一次相遇，两边都蕴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澎湃。任何智者将目光投向河渠时都会振奋，何况是司马迁；在司马迁的目光中，任何图景都会变得深远辽阔，何况是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河渠。八书之一《河渠书》列于《史记》卷二十九就成为必然。司马迁对大地山川间的河渠不是做静态的描述，而是满怀激情、浓墨重彩地描绘各个时期、各色人物的疏浚、开凿、治理，阐述智慧的民族化水害为水利的伟大实践，文明生成于、蕴含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自然之水由此流淌成人文之水、文化之水、文明之水，激荡、澎湃、汇聚成中华文明的壮美史诗。

由是，认为司马迁的《河渠书》只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是远远不够的。人类文明的曙光，首先是从水的波涛中冉冉浮现，地中海岸的古罗马文明、爱琴海边的古希腊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恒河之滨的古印度文明，无一不是经历水的滋润而结出的硕果。而数千年唯一绵亘不断的华夏文明，也是从黄河涌天的波涛中喷薄而出。《河渠书》正是对华夏文明曙光的一次深情瞭望、描绘和由衷歌唱。

公元前90年的中国河渠属于司马迁，我们能做的最多只是赏析注释；后司马迁时代的中国河渠可以读一读《大运千年——古运河历史文化钩沉》这本书。不是说《大运千年》在思想性、艺术性、系统性特别是历史价值上可以与《河渠书》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仅在于它续写了《河渠书》之后中国河渠更壮阔、更磅礴、更多彩的历史。当然，我肯定《大运千年》与《河渠书》精神上的一脉相承，那就是把河渠文明看成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把河渠文明看成中华文明的生动展开，通过对河渠文明的书写，展示出中华文明的宝贵质地、深邃内涵、丰富形态，尤其展示出河渠文明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对民族精神的浸染、对民族胸怀的拓展、对民族历史的镌刻，是继《河渠书》之后的一部“书河渠”。

运河贯穿南北征服大河自然屏障

司马迁之后约300年，《河渠书》里的河渠流进了建安七年（202年），曹操“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率兵士、民夫沿鸿沟古道，疏浚开筑出一条新水道，称睢阳渠。魏文帝曹丕全盘接过父亲的运河遗产，更在其基础上奋力开拓进取，不遗余力，讨虏渠、千金渠、广漕渠、贾侯渠……于沙、洧、颍、汝水之间，淮河以北各支流沟通舟楫，所开运道数量之多、径流之长、影响之深，刷新《河渠书》，将一个朴素的事实书写在中原大地，颠扑不破：得中原者得天下，得运河者得中原。《河渠书》的思想精神，在河渠的历史性展开中不断呈现。

历史跨入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大业四年（608年）春正月，河南、河北诸郡百万役丁遵旨走上筑河工地，开筑永济渠。《河渠书》时代有沟渠、沟洫、漕渠开筑……不管它们叫什么名字，主要还是利用自然河道，把自然河流串联沟通起来，新开筑的河道有限；而在通济渠、永济渠的修筑中，自然河道已经降至辅助地位，更大规模的是人力的全新开筑，赋予“运河”新概念。华夏地貌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多自西向东归入大海，它们联结东西，沟通山海，养育民族。造化天地的大自然没有恩赐给我们纵贯南北的天然大河，在畅通东西的同时，客观上也在阻碍和屏蔽南北，影响着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统一。通济渠、永济渠等运河征服自然屏障，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大地，南至太湖流域，流经今天的京、津、陕、豫、冀、鲁、皖、苏、浙九省市，全长8000里的庞大的运河系统，总长度达到中国运河的历史峰值，把中国送进了司马迁心中有、笔下无的“运河文明”时代。

人工水道与自然河流等量齐观

尽管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但古代中国事实上把自己当作以内陆为中心的国家，与海洋文明几乎绝缘，开垦、播种、浇灌、收获，五谷丰登，周而复始，丰衣足食。运河正是这种内陆中心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缺了就开挖，淤了就疏浚，以通济渠、永济渠为主动脉的大运河形成，用之漕运，用之军事。伴随皇朝的嬗变与鼎革，在运河地区的武力争夺和战争角逐也总是最为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拥有了运河区域，谁就有了建立起稳固政治统治的基础和本钱，从而得以控驭全国。这个时期的王朝重开筑，重使用，把运河当作工具，还没有形成对运河制度化、长期化、细致化的维护管理。运河还没有进入王朝的体内，成为王朝机体的组成部分。至北宋，朝廷认识到“天下利害，系于水为深”，运河管理官僚体系在这样的认识中形成。

因此，“运河”一词在宋朝得以出现顺理成章。人工水道有了“河”的地位，与自然河流等量齐观，这是对运河意义作用在认识上的一次历史性提升，体现着对运河功能的历史性拓展，赋予了运河关乎国计民生的更多功能，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

两千年沧海桑田，两千年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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