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流动的文明

王 巍  先生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

华夏上古的天空，盛开着五彩缤纷的梦想花朵：《三五历纪》中的盘古开天，《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的夸父逐日，《山海经·北山经》中的精卫填海，《淮南子》中的嫦娥奔月，《淮南子·览冥训》中的女娲补天，《楚辞·天问》中的后羿射日，《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绚丽斑斓。因为它们超自然的宏大瑰丽、坚韧浪漫，被我们列入神话传说。然而，尽管它们以超自然的想象出现，但所蕴涵的内在精神的核心——抗争、‌奉献、‌创造、‌奋斗和团结，却体现着人类‌文明的根本精神，这使这些神话传说具有着世界级文化遗产的价值。

其实，面对浩浩汤汤之水，我们的祖先还曾用想象的经纬编织出另一则美妙的童话，却没有能像上面那些神话被我们熟悉成为经典，但它的确扎扎实实地书写在中国最早的典籍《尚书·禹贡·导水篇》中——我们不妨将它称为“九州水网”——不可磨灭，顽强地表达着一个民族宏瞻高远的梦想。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重估它的意义。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梁州。国都定在九州之首的冀州。冀州紧依四渎之宗的黄河，定都冀州，其他八州便可通过水路将贡赋运到都城来：冀州的贡赋经黄河直接运抵国都郊外；兖州的贡赋入济水、洛水、再入黄河，达国都；青州的贡赋入汶水、济水、再入黄河，达国都；徐州的贡赋入淮水、泗水、菏水，再由菏水入济水、再入黄河，达国都；扬州的贡赋入大江，进入大海，由海道进入淮水，由淮水入徐州，然后再沿徐州的贡赋通道达国都；荆州的贡赋入江、沱、潜、汉水抵豫州边界入洛水，再入黄河，达国都；豫州的贡赋入洛水、再入黄河，达国都；雍州的贡赋入渭水、泾水、再入黄河，达国都；梁州的贡赋入嘉陵江，再入潜水，经潜水入汉水、渭水，再入黄河，达国都。

“九州”基本涵盖了今天中国的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初，黄河中游势力集团的眼界已经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了地域辽阔的天下观。面对《尚书·禹贡》为我们擘画的这张体现天下的“九州水网”，我们不难发现，凡东西方向都十分顺畅，切实可行，而南北方向，不少十分迂远，就是事实上无法通行，比如，梁州贡赋的水运路线就根本行不通，因为，汉水和嘉陵江上游并没有“潜水”这条水道，是超自然的想象，是童话般的描绘，这是我们将“九州水网”梦与上古神话传说相提并论的理由。

潜水，两水之间应该有却没有，此时“潜在”着，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就是上古智者埋设的文明密码，留给后来者，等待破译。他们相信终究会被新的时代所领悟：将不通的两水沟通起来，将“潜在”化作“实在”——这就是运河，这就是华夏文明给出的关于运河的最早寓言。与神话传说只是给人类提供精神价值不同，“九州水网”不仅创造浪漫的遐想，而且提供驾驭自然、安排河山、缔造文明的现实指引，实现着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双重满足、双重跨越。

华夏大地西高东低，呈现高度渐降的三级台阶状。水往低处流。除被山脉横断之外，华夏大地上的大江大河多自西向东归入大海。它们以傲然于世的泱泱之风，冲决山峦峡谷，荡漾高原险滩，气势磅礴、壮阔如虹，在它们所流经的峰谷峁梁、城邑村落泼洒下仁慈与暴戾的印痕，镌刻下毁灭与创造的徽记；它们连接东西，沟通山海，养育民族，创造文明，书写历史。然而，造化天地的大自然在畅通东西的同时，客观上阻碍和屏蔽着南北，使南来北往或翻山越岭，或飘洋过海，迂远艰辛。那么，真的无法通过水路畅通南北吗？真的不能将在大地上存在了亿万年、朝着各自的方向奔流的大江大河连接起来，成为真正的“网”吗？先民站在水滨河畔生发出了神话梦想般的“潜水”天问，并把它记录在《尚书·禹贡》里，留给了“无穷匮”的子子孙孙。

在人类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的文明进程中，神话只能给予精神的鼓舞，“无穷匮”的子孙不会真的遇到“告之于帝”的“操蛇之神”，更不会有“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实现“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的奇迹，只能独出机杼，怀揣英雄之气，自己上路，自己探索，自己创造。在一代接一代子孙接力探索面前，幻想将两水连接起来的“潜水”终于化作了现实：在烽烟滚滚的周时代，“运河”横空出世。

运河的出现，是先民对“水”的认识不断深化，文明进入王朝国家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临水而筑、择水而居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基本景观，证明着水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就是从水中捧出的硕果。五千多年的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犁耕和大规模的稻田，河道、灌水孔、排水槽，规划有致，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显示出早期国家超乎想象的稻作农业规模、大规模公共建设的能力以及经济力量。三千年前出现“稻人”，“稻人，掌稼下地”，专门从事低洼多水地区的引、蓄、配、灌、排水及防洪等一系列有关水利的事务（见《周礼·地官》）。王朝国家形成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崛起之后的诸侯国都有成为“共主”的企图和盘算，每个诸侯国王都有成为新天子的野心和梦想。所有主客观条件在文明发展至“三千年王权巩固”这个文明阶段全部具备，于是，邗沟、鸿沟、云梦通渠、胥浦……如集束烟花，在华夏大地上肆意绽放；至此，运河，想不降临都不行，她就是操动于母腹之中的十月怀胎，时势召唤和推动于烽烟滚滚的春秋战国一朝分娩。运河，是大禹治水之后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一次开掘，将一个超越远古的神话，书写在了大地上。运河的诞生，第一次将没有联系的自然河流沟通起来，形成相互贯通的水网，极大促进了文明生成，使华夏社会因为更广泛的交流而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紧密的有机体，“大一统”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运河上的粼粼波光。

运河不断突破开掘之初“出征转输”唯一的军事目的，快速向军民两用、军民共用、军民融合发展，给运河流经的地方带来无尽的财富。

运河极大推动了商品流通，四海之内“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带来所有物品“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运河凝聚起的巨大经济力量直接催生出临河大邑的兴起，而都邑区位优势、强劲辐射能力又带动区域发展繁荣。

运河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也”。中华文明里“城”之本义是城垣，主要功能是防卫。防卫功能是中华文明里城市起源的重要原因和基本内涵。夏、商、西周时期的城市设有外壕、城垣与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以军事目的为主，设防的城堡是军事防御的重要手段。运河的诞生，使这个“原因”和“内涵”发生了改变。运河造就的城市主要功能可以称之为“市”，是“买卖所之也”，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与“城”因防卫需要倾向于要塞巩固显著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动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运河城市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在质地。运河，实现了跨区域、跨族群的交流，记录了文化互鉴的历程，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它与生俱来的开放、始终如一的包容，不拒细流、海纳百川，使文明之树常青，使文明永葆活力。——站在这个立场看过去，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运河文明”。

盘古开天、愚公移山……还是远古神话，只能活在我们的精神里，活成文化遗产，而“九州水网”则梦想成真，不只是活在我们的精神里，更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半是遗产，一半是现实，是流动的文明。《大运千年》站在“运河文明”这一至高的平台，既以史诗的宏大又以工笔的精微，奔放而又冷静地镌刻出“运河”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无论这份评估是否完全精准恰当，有一份独立思考在就已经令人欣慰欣喜，更何况读来还能让我们感到运河并未远去，如一脉精魂，依然在我们的血管里奔涌不息。

《大运千年》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